9月22日出版的《文学报》，刊发了由李震撰写的书评文章《穆涛散文与历史的气味》，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总社新书《中国人的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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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散文与历史的气味

李震

　　用活着的、醒着的、当今时代的鼻子，所嗅出的已经消逝的历史的气味，是在今人与古人跨时空交汇中升发出来的，既是历史中固有的，又是被时代激活的灵慧之气。这种灵慧之气，既是穆涛本人的敏感、警觉和聪慧派生出来的，又是历史赋予当今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精气。

一

　　大约在十多年前，穆涛便开始言必称汉了。文学圈里也盛传穆涛在潜心阅读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由汉儒发掘的先秦典籍，一篇都不放过。后来便有《先前的风气》出版，并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如今他又推出一部《中国人的大局观》，依然是写汉史的。有人私下质疑：一个编散文、写散文的作家，怎么做起学问来了？而且还做那么古老的学问？想串行做史学家吗？

　　其实，在中国，散文与历史的关系，差不多和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一样久远。现在的文学教科书介绍关于中国散文的源头有二：一是先秦历史散文；一是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起于宫廷史官记史；诸子散文则是圣贤之言。而事实上，起于记史的散文，如果以《尚书》为发端的话，早在周初就已出现了。而诸子散文则集中出现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历史散文要比诸子散文早500年之久。但无论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本义都不在文，历史散文本义在“史”，诸子散文本义在“论”。而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一般的说法是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之后，人们才从观念上有了认识，那已经是魏晋以降的事了。

　　据此，笔者认为穆涛的做法不仅不是串行，而且算是入了中国散文的主脉。从其提供的文本来看，穆涛所写是历史散文，却又不仅仅是历史散文，同时也在试图萌发当今“圣贤之言”，可谓一脚踩上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条根脉。

　　作为作家，穆涛书写历史与史官记史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史官所记的是历朝历代家国社稷、王侯将相兴衰浮沉的历史本身的话，那么穆涛所写则是历史的气味。这种气味是穆涛从史书中“嗅”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传说中穆涛潜心读史，其实是用鼻子读的。用鼻子“嗅”出来的历史，不可能是正史，不可能是编年史、国别史，当然也不是野史。因为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当被书写的时候都要追求历史的完整性、时间地点的准确性。“正”“野”之分应该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区别。历史上以传说和“演义”为代表的野史，多呈现为说书体和后来的小说，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存在的。而穆涛书写的历史是散文而不是小说，因而也不属于野史。穆涛书写的是历史的气味，是穆涛从历史中“嗅”出来的那些让他自己迷恋，又与当下社会文化风气相投的气味。

　　譬如，他嗅出中国人把历史叫“春秋”的特殊气味。这种气味来自史实，儒家六经的最后一经就叫《春秋》，就是记史的经典，记史文体的写法也被称为“春秋笔法”。而穆涛用他灵敏的嗅觉嗅出了其中别样的气味，那就是中国人的史观与自然中的四季轮回有关，中国人惯于用自然之道去认识和言说历史兴衰与人文气象。这便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气味”，一种在西方历史中闻不出的“气味”。

　　两汉的兴衰史可以写很长，司马迁、班固都写出了鸿篇巨制，但穆涛把鼻子伸向的是一系列不连贯却有意味的细节，并在这些细节中嗅出各种不同的气味。譬如，个人性情与历史兴衰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不同的观念与表达等等。在《中国人的大局观》中，穆涛闻出了刘邦的任性与一贯的狡黠给大汉兴衰带来的影响，在多篇散文中讲到同一个历史细节：公元前200年刚刚称帝的刘邦，不顾多方劝阻，在今山西大同与匈奴冒顿单于展开决战。刘邦在情况不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坚持御驾亲征就已显拥有绝对权力的任性，而当其兵败被困时，又以私贿冒顿王后，并在危急关头巧用王后忌惮冒顿取胜后俘获众多大汉美女而会使自己失宠的心理，成功阻止了冒顿的围剿，让自己有幸逃脱。在这一细节中，穆涛嗅出了个人性情决定历史兴衰的道理，得出了一仗输了150年的结论。这种历史的性情决定论的气味，还漫溢在吕后与冒顿单于的互通国书、汉文帝的五个“罪己诏”等历史细节之上。

二

　　散发出特殊气味的历史是古人的，而闻出这种气味的鼻子则是今人的。历史中古人的气味曾被穆涛叫做“先前的风气”，而穆涛的鼻子却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感官。用今人的鼻子去闻古人的气味，大概便是穆涛的历史书写了。由此，他从人文与自然的共感与同构中嗅出了“中国人的大局观”，从《食货志》里嗅出了“新农村建设”，从汉代的纲制中嗅出了“一国两治（制）”“通货膨胀”“任职谈话”“职务侵占”，从文景之治和汉文帝的“罪己诏”中嗅出了对当今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等等。如此，应该说，历史是沉睡于典籍中的已经消逝的古人的风气，而“鼻子”则是活着的、醒着的、当今时代的感官，那么用活着的、醒着的、当今时代的鼻子，所嗅出的已经消逝的历史的气味，是在今人与古人跨时空交汇中升发出来的，既是历史中固有的，又是被时代激活的灵慧之气。这种灵慧之气，既是穆涛本人的敏感、警觉和聪慧派生出来的，又是历史赋予当今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精气。

　　如果说古今史官、史家、小说家书写的历史都是站在今人的角度对过往的追记、重塑和建构的话，那么，穆涛的历史书写也难逃被贴上“当代史”的标签。而笔者感兴趣的是，穆涛用自己的鼻子“嗅”出来的“当代史”，与史家和小说家建构出来的“当代史”到底有什么不同。依笔者管见，历史书写应有三大类。一类是纯粹史家的历史书写，其方式和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客观记录和还原历史的真实；一类是小说家的历史书写，其方式和目标是以形象而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去讲述历史中人的精神和命运。这两种类型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都有代表性的样本，最有代表性的，如书写同一段历史的《三国志》（晋·陈寿）和《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而这两类历史书写在中国又形成了一种融合与交叉的形态，以至难以截然分开，那就是史传文学。这种形态在中国似乎还是主流，从《尚书》开始，到《左传》，再到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以形象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去记录和还原历史真实的，既属历史叙事，又属文学叙事。而穆涛的历史书写应属第三类，那就是历史散文。此类历史书写既不以客观记录和还原历史真实为目的，也不借助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去演义、戏说历史，而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点，抒发作者的感怀、趣味和思想。穆涛这种用鼻子去嗅历史，书写其气味的做法，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例。其代表性既不是取决于他是最早的，开风气之先的，也不取决于他是写的最好的。此类历史散文古已有之，在当代也有不少有影响的作家。

　　笔者以为，穆涛在此类历史书写中的代表性取决于以下两点：第一，他是当代历史散文作家中读史精专的一位。他十几年深入研读史书，而且专读汉代史书和所有与汉王朝相关的历史文献。其精专程度在他的两部历史散文集中表现得十分充分。他阅汉之深，几近汉史专家，这在当今历史散文作家中难有出其右者；第二，取决于他卓然的语言天赋和才能。从根本上讲，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并不在于它讲述的是历史，还是现实，而在于它是怎么讲的，在于它的语言的质量，在于作家的语言天赋和才能。在这个意义上说，穆涛历史散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用自己的鼻子“嗅”出了历史的何种气味，更在于他对这种气味的语言提纯，在于他用精准而富有趣味的语言让我们闻到了他所嗅出的气味，而且与他一起为之而陶醉。

编辑/李宣仪 审核/王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