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发布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要求“以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多出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2020年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明确将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作为衡量出版社社会效益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名额有限，竞争激烈，评审严格，如何能成功入选并顺利完成出版，是个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讨论的问题。

笔者曾策划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5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项。若说有何感悟或经验，还是觉得习总书记关于“钉子精神”的讲话更到位、更深刻：“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

如何在策划实施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体现“钉钉子精神”？笔者的经验可简单概括为“准狠稳”：定位精准，持之以恒，稳步推进。以下粗谈浅见，供同仁参考指正。

定位精准，宁缺毋滥

定位精准，就是想清楚申报选题是否能高度契合《国家出版基金申报指南》等文件的精神要求。就像“钉钉子”要找准钉钉子的位置，打水井要准确判定水源的位置。有的编辑手上有什么选题就申报什么，没有长线规划和充分论证，可能白费人力物力，最终一无所获。怎样做到准确定位？主要有三点经验：

一是高品质内容。

申报选题应符合《国家出版基金申报指南》里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每年公布的《国家出版基金申报指南》，编辑要领悟精神、认真研读，重点支持的领域通常是稳中有变。主要有两大类：

稳定支持的一类选题是具有长期价值的优秀项目，这类选题没有明显的时效性。比如反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弘扬和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物，连续数年都是支持重点。

我申报的《清代秋审文献》（30册）《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30册）两个项目就是对我国优秀的法律类的传统文化进行收集整理的精品成果。最近入选“‘十四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的“中国法制史新编考证”（6册）以专题研究的方式体现对“重新认识中国法制史”的梳理、思考和深度阐释。2021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丛书”（第一辑）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有利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促进中外法治文明对话。

《清代秋审文献》

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另一大类是具有一定时效性的选题，比如针对重要的时间节点、重大事件的发生所产生的当下一段时间里的热点问题、迫切问题和重大需要而策划的选题，往往入选率很高。

2020年，我策划的“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顺利入选“‘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增补项目”，也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该选题的策划背景就是南海仲裁案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而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事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研究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提供相关的学术支持和决策参考。

“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

二是高品质作者。

优秀的作者是优秀作品的前提和保障。有了好的选题，如果仅仅停留在理念和意识层面，没有优秀的合适的作者来完成写作，那也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我在这里把高品质作者分两类：一类是业内知名学者甚至业界泰斗，比如《清代秋审文献》《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两个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项目和“‘十四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法制史考证新编”，其作者都是杨一凡先生。

杨一凡先生，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清代秋审文献”“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主编

杨一凡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从事法制史研究40多年，曾担任中国法史学会会长，著作等身，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20多项，属于法史学领域重量级人物。杨先生治学严谨，潜心学问，自我要求甚高，主编和写作的作品均有质量保证。

《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

“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由长期研究领土与海洋争端的知名专家担任丛书主编，精心选定的作者大多在该领域研究15年~30年，多为著名学者，学术水平和政策把控能力整体上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主编张海文

第二类高品质作者不一定是学界有知名度的学者，但处于学术上升期，对我们策划的选题有热情，符合个人研究旨趣，甘坐冷板凳。比如“中国传统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的作者就是如此。

主编於兴中先生是国内外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知名学者，但作者团队多为青年学术新锐。在丛书策划之初，采用广泛征集作者和业内推荐的方式，全国范围内有三十多名报名者。

组稿会上逐一阐述选题的内涵与外延，审查其递交的目录与样章，经过层层把关、严格的专家论证，最终遴选第一批5位作者的作品进行申报。这些作者均为法学博士，基本上是三四十岁较为年轻的副教授和教授。这个项目在策划之初并没有获得任何支持，作者愿意参与其中主要是主编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对这个论题的研究兴趣，有内在的驱动力。而且我们这套丛书致力于为学界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范式，寻找较为年轻并且没有形成先见的作者，反而更利于采用新方法，得出新创见。

於兴中先生

三是高品质编辑团队。

如果把作者比喻成母亲，书稿是孩子，那么编辑无疑是助产士，职责是帮助母亲顺利产子，还要有能力处理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和状况。这就是需要高品质的编辑团队来完成这个使命。

怎样的编辑团队算得上是高品质团队？除了扎实的编辑功底、有出版理想和情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之外，团队的专长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专长包括出版社的专长和编辑专长，如果编辑的专长恰好是所在出版社的专长领域，那就是最佳组合。

就我而言，我现在供职的知识产权出版社和之前工作过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法律类图书均属于这两家出版单位的主要产品线之一。众所周知，编辑应该是杂家，吃百家饭，但必须是在专的基础上的杂，就像杨牧之先生提出的T型人才，有广博的知识面，同时有自己的专业。

我的编辑团队，成员均是“五院四系”或名校法学院的法学专业科班出身的硕士、博士。“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我们而言，法律出版是我们撬动资源的支点，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专注法学选题，不越界，不跑题，打深井，守水源。

持之以恒，锲而不舍

编辑一旦确定选题和作者团队，就要锲而不舍，拿出狠劲，坚持到底，一张蓝图绘到底。就像钉钉子，找准了位置之后，就要铆足了劲，把钉子一个个地钉下去，不偷懒，不讨巧。

在我看来，“狠”有两层含义：不但要在作者身上狠下功夫，更要编辑团队下狠劲。

一是在作者身上狠下功夫。

好书大如天，好作者是好书的创造者。编辑要有发现好作者的眼光，用专业能力与真诚投入取得作者的信任。出版界有段佳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编辑与陈忠实先生约稿《白鹿原》前后20年，正所谓痴心不改，彼此成就。

我从2009年认识杨一凡先生到2012年第一次申报他的项目《清代秋审文献》，从熟悉他的专长，了解他正在做的工作到反复沟通交流策划该项目，一共花了3年。继这个项目完成之后的第3年，我们又申报了杨先生主编的《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30册），最终顺利如期完成。两套丛书均被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国外名校图书馆收藏。做这套书的时候，我们安排了一位得力责编入住在杨一凡家中工作，以便随时配合。

我的另一位重量级的作者是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於兴中先生，我们自2002年相识，到他给我出版第一本书已是6年之后，而我们共同策划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汉英中国法律词典》和《中国传统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丛书》，前后更是经历十几年时光。

杨先生和於先生能将他们多年积累的成果，放心地交给我们编辑团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认可。

有很多人认为对作者狠下功夫主要是承诺高额稿费。这其实是种误解。从我的经验来看，专家学者最看中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否尽快地、高质量地出版面世，稿费高低并不是作者首先考虑的因素。我们在作者身上下狠功夫，更多地了解作者的研究写作进度，耐心解答他们关于出版方面的疑虑，及时主动地解决作者（尤其是没有出书经历的青年作者）提出的各类出版方面的难题。

二是编辑自身在业务上要有股狠劲。

有了高品质的选题和作者后，还需要高品质的编辑团队能如作者所愿地出版高品质作品。编辑要有一种“铢积寸累，日就月将”长久积累和必有所成的信念。阅历、学识、水平、眼光、敬业和担当，这些都是编辑修炼内功的关键词。简单来说，编辑自身在业务上要有股狠劲，下狠劲弥补自身短板弱项。

有一些选题需要特别的编辑技能和更高的编辑标准，比如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汉英中国法律词典》，如果不掌握辞书编辑的特殊规范和要求，而是按照一般著作的出版方式，出版的辞书可能是不合格的。

“国无辞书，则无文化可言”，辞书担任特殊的社会使命，应存有敬畏之心，有更高的追求。为做好《汉英中国法律词典》的出版工作，我特地带领编辑团队参与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王牌培训课程“辞书培训”。培训共计21天，每天学习10个小时以上，最终还要通过结业考试并递交5000字的辞书策划报告才能拿到证书。在学习过程中，除了技能，更重要的是被辞书人“一生只为一事来”的精神和情怀所震撼和鼓舞，这些经历虽然辛苦但让我们获得了业务上和精神上的成长，为之后顺利完成项目打下了基础。

编辑自身在业务上要有股狠劲，也体现在国家出版基金申报书的填写。我的申报书曾多次被参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评审的专家在相关主题的讲座上，作为范例展示。若说有何经验，也不外乎对自己有股狠劲，下苦功夫学习琢磨申报书填写的每个细节。

行稳致远，稳步推进

就是把每一颗钉子都钉牢，不断钉下去，耐得住性子，不急功近利，不好大喜功，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

一是申报时求“稳”入。

从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角度看，首先是从数量和内容方面最大限度地对标项目要求。

前文提到的《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起初计划申报120卷，资助总额拟申请千万元。后经分析研究认为，国家出版基金总的特点是资助中小型项目为主，申请资助额度太大不占优势，而且项目过于宏大，编辑力量不足，出版的周期和资料收集难度也很大，难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经过综合分析与深思熟虑后，我和杨一凡先生最终将申报规模定在30卷。

“中国传统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丛书”开始策划是2014年，到2020年申报时，递交的初稿或部分书稿有10部，但我们经过审阅与分析，认为其中只有5部符合我们策划的定位与写作方法，我和主编讨论后，又请教了相关专家，最终决定先挑选申报符合要求的5部书稿，避免书稿风格各异、水平参差不齐而影响丛书整体质量。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一做法是稳妥的。这5部书稿申报成功后，为其他书稿的作者提供了明确的编写标准，也对他们是极大的鼓励，我们有信心再用5年左右时间，稳步推进拟定的其他15部书稿的研究编写及未来申报工作。

二是稳步推进，从长计议。

总书记曾说：办事情一定要掌握这么一个原则，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做图书出版项目也是如此。

“中国传统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丛书”从策划到申报历经6年，这是一个考验作者和编辑毅力的项目。作为法律学人，我们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法制文明史并对国际法律秩序日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迄今尚未有一本系统研究中国法哲学基本范畴的专著面世。而21世纪初以来的法哲学国际舞台上，世界法哲学研究的“无王期”时代为中国法学研究彻底摆脱受制于欧美法学、依附于欧美法学的被动局面提供了机会，为我们独辟新径开展自主研究，开创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面对这样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们萌生了策划一套有着中国特色的法哲学体系丛书的想法，而后，整个项目稳步推进。2015年我将此项目申报了“‘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并顺利入选，为之后申报国家出版基金打下基础。

我们计划用12年时间分4个阶段逐步完成以下工作：确定书目和作者、实质写作阶段、申报项目与中文版出版、“走出去”在海外出版英文版等。2020年第一辑5本顺利入选国家基金项目，同时对项目后续的书稿进行了安排。结项一批再申请一批，科学安排，掌控节奏，有利于项目保质保量、长久有序地推进。

“领土与海洋争端问题研究丛书”，也是从“十三五”持续到“十四五”的长线产品。力争分3批申请，在10年内将中国在该领域研究的最好、最新的成果全部出版，成为该领域的出版高地。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愿我们出版人能坚持钉子精神投身出版事业，择一业，毕一生，初心不改，砥砺前行，为迈进世界出版强国贡献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王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