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总社　点击数：81　时间：2021/5/19

　　5月12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刊发了由闫赵玉撰写的书评《她们，从古文献的字缝中走来》，向读者介绍并推荐总社新书《古史性别研究丛稿》。

书评链接：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1-05/12/nw.D110000zhdsb_20210512_1-10.htm?div=-1

书评全文：

她们，从古文献的字缝中走来

闫赵玉

　　新时期以来，性别史研究蔚然兴起，发展迅猛。王子今教授《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

　　《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古代社会各种类型各种阶层的女性，有女娲、嫘祖、盐水神女、西王母等神话传说中的女性，有秦宣太后、汉吕太后、南宫公主等皇室女性，还有秦汉时期的巴寡妇、武负、王媪、文君等女工商业主，乃至战国宫廷的女巫、汉代的女童、文学作品中的女儿国、驿壁题诗女子等等，可称是对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女性生活的全景式观察。

　　对于古代女性来说，两性关系与家庭关系在生活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作者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很多都是从当时的家庭关系出发。汉简中所见女性大多在家庭中活动，有如张家山汉简中的“偏妻”“下妻”，皆是对“正妻”以外女性配偶的称呼，这反映了汉代社会多妻现象的普遍。作者通过分析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寡嫂”和“弟寡妇”，与汉代以来文献记载中的“养寡嫂孤儿”，指出这种事迹不仅被视为儒家“礼”“义”的重要道德标尺，从宗族视角来看，“养寡嫂孤儿”首先可以维护“孤儿”在本宗族的正式身份，其次，也有保护家族财产的原因。

　　作者对女子军事史与女童的研究尤为精彩。古代女子从军，是军事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了解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本书通过探讨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军史料，说明了当时社会主导意识中的尚武精神，以及当时的女子地位较于其他时代相对较高。通过研究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指出“卒妻”们很有可能首先成为女子参与战争现象的行为主体，而汉代女子的军事生活，其实有着更为丰富的形式。

　　作者分析了缇萦上书救父与孔融女事迹，指出汉代文献中颇多“能史书”“善史书”的女童。“女德”与“少习仪训”是女童教育的重点，成功的女童教育对文化世代承续有着重要作用，如班昭自幼蒙母亲教导，曾有“赖母师之典训”的感言，班昭的论著由儿媳丁氏整理，丁氏还作有《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女童教育影响了妇女生活的品质，也因知识女性对子女的教育，实现了文化的世代传递，从而明显有助于社会精神生活层次的提升”。

　　作者还善于进行性别史与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对古史中的“吴起杀妻”现象进行政治文化与法制史的考察，吴起在魏国执政时提出了“执政以德”“在德不在险”，为了变法成功与国家强盛不辞祸凶、杀身成仁，即使拥有“义之至”“忠之节”的政治光环，也不能掩盖“杀妻求将”的人伦阴影与“残忍薄行”的道德指斥。在古代正统司法理念中，就算是法家思想指导下的秦法，对家庭中妻子的生命权也是予以保护的，正史中也多有“杀妻”罪犯被处以死刑的案例。

　　情感研究与历史记忆是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书中对情感研究与历史记忆研究亦颇多注目。书中亦有从情感史着眼研究历史人物，如《秦始皇的情感生活——兼及秦始皇是否立皇后问题》，探究秦始皇的子女与情爱生活。又如《吕太后的更年期》，指出吕太后被史家与政论家指责的罪恶过失，都发生在其晚年，受到了更年期烦躁、焦虑、多疑、易怒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即现代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征”，权力导致了危害放大，使得某一人的心理病症成为整个社会的灾祸。情感研究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理性研究转向了感性层面，历史书写与历史文本的形成，本就是理性思考与感性情感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物的情感、心理等非理性层面，往往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法国史学家诺哈（Pierre Nora）论及历史记忆研究时认为，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对过去进行回顾，而是要关注历史的当下记忆，即“记忆所系之处”，如何通过研究“历史记忆”来书写历史，才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重心。本书善于通过研究“历史记忆”来挖掘其文化象征及影响。如作者通过揭示“姬别霸王”的历史记忆，来探究“虞美人草”的文化象征，“虞美人”故事在诗词与戏曲中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在后世的文学接受中，因为书写者性别的差异还出现了认知偏差，“男性作者往往从悲歌剑血中体味柔情，女性作者却借此宣扬一种项王与虞姬共有的刚强”。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虞美人草”，在后世文学传播中被赋予“忠贞刚烈”“独立人格”等多种象征意义。

　　历史记忆研究是探究集体对于过去意义之认知的重要途径，《论稿》对“汉代‘嫘祖’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影响”进行探讨，指出所谓“嫘祖好远游”“因以为行神”，暗示着嫘祖的文化创造与社会贡献包括丝绸成品的流通与丝织技术的传播。并以《史记》中记载的临江闵王刘荣故事为例，指出汉代正是社会普遍风行“祖神”“行神”崇拜礼俗的历史时期。沿着这种研究思路继续深入下去，“自然开发与生产经营的关系，行政史与经济史的关系，交通进步与文化传播的关系，都可以因相关研究有所明朗”。

　　中国古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将狭义的历史学与考古学进行整合式研究，更加重视对历史资料与出土文献的利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归纳王国维治学的“三重证据法”，其一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本书中的古史考据，亦是善于将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将问题论述建立在古史环环互证的基础上。如对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进行释义，考证居延汉简“歌人”，都是对古史记载与汉简资料的综合交互运用。再如古器物学的研究，作者通过研究秦汉时期的双连杯揭示其背后蕴含的民俗文化意义，指出，双连杯的流行，与当时重视“娶妻嫁女”的婚姻习俗有密切关系。

　　作者对秦汉文物考古信息十分熟稔，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利用不拘一格，触类旁通，比如对走马楼竹简女子名字进行分析，阐发古代妇女名字背后的社会文化信息，以“姑”“女”为名，反映女子在社会关系中的被轻视，以“贞”“思”取名，作为女子妇德的标志。作者并以人名为线索，讨论了地方女性的社会生产职任、家庭责任、取名好尚等话题。作者对史料的运用信手拈来，往往能于故纸堆之间别有心解与发明，给人以俯拾即是、着手成春之感。

　　本书引证丰富，故事感十足，颇为引人入胜，既可作为专业研究者的学术读物，也不妨作为业余爱好者的兴趣读物。掩卷之际，古代女子的颦笑悲喜、喜怒哀乐渐渐浮现在眼前，她们穿越历史的尘埃，缓缓诉说着个人与时代的故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她们站立在古来文献的字缝之间，震撼着后世一代代读史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