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戏曲专业教授雒社阳撰写的书评《老树绽新花 今朝更好看》，向读者推荐我社出版的图书《20世纪秦腔史》。

　　雒教授评价《20世纪秦腔史》集史料之大成，以一揽多，用40余万字，纵述20世纪秦腔之发展轨迹，复原20世纪秦腔之整体风貌。全书在对20世纪秦腔发展过程纵向揭示的同时，对每一节点的横向社会背景、文化态势也进行了简要阐述;在对其历史走向宏观把握的同时，也对其中的细节进行了微观剖析;在对史料爬梳叙说的同时，也将对其意义的论述包容其中。由此呈现出内容丰富，编排有序，点面结合，史论合一的特色。

　　《20世纪秦腔史》是关于陕西地方戏剧形式——秦腔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面展现了20世纪秦腔发展的面貌和成就，堪称一部秦腔断代史，为秦腔从业者、爱好者及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作者高益荣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记》、中国古代戏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世纪秦腔史》入选“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2015年4月榜单。

书评全文：

老树绽新花 今朝更好看

——《20世纪秦腔史》评析

雒社阳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戏曲教学的高益荣教授，近年来把目光投向现代地方剧种断代史研究，其成果就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新近出版的《20世纪秦腔史》书。

一

　　秦腔崛起于明末清初，以板腔体形式开梆子戏之先河。当时代的巨轮推进到爱国、民主、共和思想高涨的辛亥革命时期，西安易俗社等改良秦腔的戏剧团体应运而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革命戏剧团体，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编演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秦腔”，使古老的秦腔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新中国成立以后，秦腔“推陈出新”，老树绽新花，今朝更好看。

　　20世纪以前的秦腔历史，已由高益荣的导师焦文彬先生以《秦腔史稿》一书予以总结，20世纪的秦腔历史，或有各个院团的团史院志的分别罗列，或有从业者的个人忆叙，或有系列丛书对各艺术门类的逐一介绍，或有剧本的汇集出版，却无一部完整的史著，使人只见一斑，难窥全豹。

　　《20世纪秦腔史》集上述史料之大成，以一揽多，用40余万字，纵述20世纪秦腔之发展轨迹，复原20世纪秦腔之整体风貌。全书在对20世纪秦腔发展过程纵向揭示的同时，对每一节点的横向社会背景、文化态势也进行了简要阐述;在对其历史走向宏观把握的同时，也对其中的细节进行了微观剖析;在对史料爬梳叙说的同时，也将对其意义的论述包容其中。由此呈现出内容丰富，编排有序，点面结合，史论合一的特色。

二

　　20世纪秦腔艺术之所以蔚为大观，是因为有一批影响较大的班社和剧目，而支撑这些班社和剧目的，是一批优秀的秦腔艺术家。对这些艺术家的评析，是该书的重点。书中介绍艺术家不下百人，人各为传，根据各自业绩大小而定篇幅长短，多则逾万，少也数百，叙事力求详备，引据总归翔实，论断出乎公允。对李桐轩、孙仁玉、范紫东、马健翎四位知名秦腔剧作家设立专节，对他们的艺术人生、创作道路、编写剧目、艺术特色和社会影响一一评述，对他们的代表剧目深入分析。如对创作生涯横贯半个多世纪的著名剧作家马健翎，对其“新秦腔”的扛鼎之作《血泪仇》，开解放区秧歌剧运动先河的《十二把镰刀》和新中国成立后改编的传统剧《游西湖》《游龟山》《赵氏孤儿》《窦娥冤》等细读详析，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整体把握，从而得出“马健翎先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他在创作中时刻把握艺术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精粹，又开创了新秦腔的改革之风，所创作的戏剧既保持了传统秦腔的阳刚美和悲壮美，又能结合现实生活，体现浓郁的秦地生活气息。他的剧作时代感强烈，风格质朴自然，寓教于乐，寓庄于谐，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战争年代，他的剧作就是投向敌人的投枪和匕首，瓦解敌人的“楚歌”，团结群众的纽带。马健翎先生在延安文艺史上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他也是现代秦腔史上一位里碑式的人物。

　　戏曲史学家周贻白先生曾说：“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不比其他文体，仅供案头欣赏而已足。”《20世纪秦腔史》兼顾了文本创作与舞台演出的有机统一性，在分析剧本的基础上，揭示出20世纪秦腔舞台的繁荣景象。虽然上百年前的舞台演出作为事件未能留存下来，但书中利用当年的剧目单、剧照、剧评及当事人的回忆等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材料，通过这些多维“痕迹”，建构起20世纪秦腔表演艺术变迁的脉络。书中对“技冠三秦”的男旦刘箴俗、“衰派老生一绝”刘毓中、“秦腔正宗”李正敏、著名小生演员任哲中、著名旦角演员马友仙、“二度梅”获得者李东桥、李梅等几代秦腔表演艺术家的舞台风范均有评述，从他们的传承关系中，动态地呈现出秦腔舞台风貌的百年演化。

三

　　《20世纪秦腔史》又是一部信史，作者搜罗史料务求完备，甄别史料务求扎实，结论断语务求持之有据，对于20世纪秦腔史上的诸多悬疑之案，钩沉辑录，考释汇集，力求用多方证据综合阐释。如1924年6月，鲁迅先生和十余位学者来西北大学讲学20多天，期间在西安易俗社看戏五场。《鲁迅日记》如是记载：

　　(七月)十六日……晚易俗社邀观剧，演《双锦衣》前本。十七日……夜观《双锦衣》后本。十八日……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二十六日……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八月)三日……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前四次观剧都有具体剧目，第五次所观何剧，未有记载。作者根据随行记者伏园《鲁迅和易俗社》一文所记：“这次饯行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宴席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舞台上由易俗社的主要演员刘箴俗等演出精彩节目。”同时依据多则史料，考证出当晚演出的是刘箴俗担纲的秦腔折子戏专场。正是这一系列细枝末节的考辨定夺，彰显了该书的可信程度。

　　能写出这部真实可信的史书，得益于作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长期研究中国古典戏曲所形成的史学眼光。面对20世纪秦腔史实，既能对其每个发展节点深入探究，又能站在21世纪的思想高度审视全局。如剖析20世纪70年代初期产生的《骆驼岭》《枣林湾》等剧时，既点出作者试图跳出“三突出”藩篱的种种努力，又指出他们无法跳出的多种无奈。既指出他们超越于时人的方面，也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与不足，既体现出当代意识，又不违背历史主义。

　　高益荣敏而好古，但又能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关注20世纪的秦腔风云。这种古为今用、学为世用、与当代同步、为新戏立传的治学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若能在书中给陕西之外的其他秦腔流布省(区)投以更多的目光，给剧本、表演之外的音乐、舞美等艺术门类施以更多的笔墨，则会使这部20世纪秦腔史稿更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