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3日出版的《光明日报》第10版，刊登了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春撰写的图书评论《<唐诗百话>解诗模式论》，对我社出版的《唐诗百话》一书进行了深刻解读和重点推荐。

　　张志春在评论中说，唐诗在学术界并非新话题，在当时及后世引发的言说层出不穷，而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为何能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呢?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特有的解诗模式，概括起来，就是“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通过张教授对“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详细解读，我们看到了作者施蛰存话说唐诗，既选编又辑佚，既考证又校勘，既笺注又诠释，既品评又赏析，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即便不一定完全认可施蛰存的解读考释，读者仍会欣喜地觉得早已烂熟的唐诗世界得到了刷新般地洗礼。

　　《唐诗百话》全书正文共100篇，上册收入“初唐诗话”“盛唐诗话”，中册收入“中唐诗话”，下册收入“晚唐诗话”和全书名词索引，并附录了施蛰存先生有关唐诗研究的文章若干，以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全书有识见、有考据、有性情，被誉为“唐诗百科全书”。《唐诗百话》登上教育部与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2014年11月榜单。

 

 

书评全文：

《唐诗百话》解诗模式论

——评施蛰存《唐诗百话》

张志春

《光明日报 》( 2015年1月11日 10 版)

　　作家、教授施蛰存沉寂文坛50年后撰著《唐诗百话》，自1987年问世起，就饮誉海内外。我们知道，唐诗在学术界并非新话题，在当时及后世引发的言说层出不穷，而施著何以能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呢?我认为其解诗的特点是：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

　　入乎其内首先是选题新颖。正由于作者能入乎其内，反复涵泳，对所选题材烂熟于心，意在笔先，所选内容使读者眼前一亮而充满期待。如讲白居易，讽喻诗不选《卖炭翁》而选《两朱阁》，感伤诗不选《长恨歌》、《琵琶行》而选《霓裳羽衣曲》;韩愈不选《早春》而选《落齿》;若所选众人愿选的，则点击其中所蕴含的唐诗历代疑难题迎难而上，道出自家凿凿有据的见解……，如此避熟就生，迎面立见陌生化的新鲜，便有弹射审美疲劳的张力。

　　入乎其内才能够文本细读。既品味整体，又细读诗题与字词句，使字词句篇乃至修辞格律一一打通，浑然一体。琢磨一个词汇、一个意象，诗人可能的特殊取义，考释诗歌题目导引诗思具体的趋向，整体把握诗境最深刻的意蕴。王之涣《凉州词》阅读一直有“黄河”与“黄沙”之辩，施蛰存既论句法气势，更论诗题诗句是谱唱凉州曲的歌辞，以为原本不专写凉州，何必一定要写黄沙呢?如此四两拨千斤，使漫长的蜗行摸索豁然开朗，去“黄沙”论者如釜底抽薪。如此核心部件的洞窥登时照亮了诗歌的整体境界。

　　入乎其内则更敢于以意逆志，与诗人对谈。施蛰存原是当代文学新感觉派开山作家，对于作家心态，创作动机，文本内在情感线索，情节脉络的领悟自有过人之处。他读诗敢对名家说褒贬，更有从内入手与诗人对谈的色彩与意味。如谈高适的《燕歌行》，从句法、韵法和平仄黏合角度看，以为实是七首绝句的缀合，每一首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绝不与上下文联系，主题思想不一贯，从而导出历来选唐诗者随人高低对此诗盲评的新论。讲曹唐《小游仙诗》“藕花菱角满潭秋”时自注：“‘藕花’原作‘碧花’。‘碧’字与上句‘翠’字重复，实在不佳。今改作‘藕花’，好得多。我讲解唐诗而擅自改字，未免唐突。”在这里，品赏亦是创作，意在使前贤虚弱的字词或句子更为壮丽雅健。这恰是珍爱古人为其补足的盛意，亦是“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意识在解诗中的体现。若联想到苏东坡颇多这类自铸伟辞的从容改削，解诗者自当会心一笑。

出乎其外

　　出乎其外，就是选取比较的方法。比较，就是选择更多的参照系，多层面多向度烛照诗人诗歌艺术的幽邃世界。其一如版本的比较考释。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宋人删除“送别”二字，明人削掉“赋得古原”四字，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不知此诗原题，逐句批点，误以诗名为《草》的核心意象指喻小人。施蛰存历时性比较中溯源纠谬，从而复原诗题，使诗歌原初本意立显出来。如此揭示事物原生态的文化启蒙，下大气力铲除芜杂的文化修复，在施著中不胜枚举。

　　其二如揭示人们容易忽略的背景。唐闺怨诗解读者多，而施蛰存则揭示易被忽略的府兵制背景，使诗意陡增。想想看，有唐一代，男子廿一入伍而六十退役，虽武则天改为廿五入伍，五十退役，了解这些，才会真切地知道，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一个婚后无异与寡妇的女子内心的绝望与忧伤。

　　其三如意象的多重比较。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一般注家引鲍照“清如玉壶冰”为源，以为喻诗人对官场已冷淡如冰。而施蛰存放开眼界，考察姚崇的《冰壶赋》，继以王维、李白、陶翰、崔损、王季友、卢纶、韦应物等人所作的玉壶赋咏为证，意在说明玉壶冰的寓意是为官廉洁清正。在我看来，如此关键词的历时性考察，足以颠覆一诗的整体性境界。

　　其四如诗人诗歌的比较。如李商隐诗歌与宫体诗历时性比较，以为宫体诗思想内容不会越出文字意境之外，而李的艳情诗，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与温庭筠共时性比较，以为无论意义还是价值，温的诗远不如李;再向后就李诗的影响延伸宋元明清历时性梳理，如西昆酬唱，如明前后七子，如清中期以后好作情诗专作无题……，可见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比李杜白等更壮观更绵长，影响力更大。如此交错而行，李商隐的诗歌史位置便显现出来。

　　其五是诗歌发展史诗歌运动的比较定位。施蛰存细读文本，考察唐诗的整个历程，提出了无论继承和发展方面“中唐诗盛于盛唐”的大胆新论。因为政治经济的盛唐与诗歌的盛唐不是全等关系。他选盛唐诗人十六家已觉再无可选，而中唐入选二十五家还觉割爱不少。“同样是五十三年，即使从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见中唐诗盛于盛唐。”这一阐释务陈言之既去，令人不由得重新审视这似乎早已定论的诗歌格局。

　　正因为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作家兼学者施蛰存的十八般武艺得以充分地施展。他话说唐诗，既选编又辑佚，既考证又校勘，既笺注又诠释，既品评又赏析，更不用说作家介绍、作品研究、流派梳理、风格比较、创作经验探索、诗歌理论推敲等等都需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即如比较而言，也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如同意象叠加带来的蒙太奇效果，彼此相对呈现照亮对方，从而滋生新质。智慧的翅膀在唐代诗歌的宇宙间自在拍击;几十年的冷板凳在这里绽放出灿烂的人文之花;即便不一定完全认可施蛰存的解读考释，但人们仍会欣喜地觉得早已烂熟的唐诗世界得到了刷新般地洗礼。

　　(张志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的重点为中国服饰文化、联语文化、民俗与非物质遗产和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