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3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刊发了由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鹏程撰写的书评《“当代张骞”的凿空之旅——评海未平<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向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总社图书《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

　　全文如下：

“当代张骞”的凿空之旅

——评海未平《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

王鹏程

　　从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里，西方和日本的探险家与考古家在长安以西的广袤地域，以“探险”“考察”“发掘”等为名义，进行寻宝式的考古和科学考察，发现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奇迹，主导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话语权。而在“丝绸之路”这一赫赫有名的历史大剧中，“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却在学术研究中落后甚至缺席……中国及中国文化对丝绸之路和人类文明的贡献，仍然没有回归其实际位置。”究其原因，迟至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主要限于国内，中国考古学界基本没有走出国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丝绸之路和人类文明贡献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与丝绸之路考古有着极深渊源的西北大学新一代考古学家王建新及其领衔的中亚考古队的肩上。他们不辱使命，以超人的勇气和智慧，回应张骞两千多年前的凿空之旅，“是国内第一支进入中亚地区开展考古的学术团体，开拓了我国考古学的视野，将中国考古学界的目光引向世界”，并且发出了中国声音，“展现出中国气派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彻底改变了世界丝绸之路研究由西方独霸的学术格局”。

　　《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精彩呈现了王建新及其中亚考古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非凡经历。美国史学大师海登·怀特曾说，“历史唯有以故事的形式，才能获得最恰当的表现。历史学家倘若不能以叙事作为表现实在的形式，他们就不可能得到历史。”海未平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卓识、深厚学养和超迈群伦的架构和叙事能力，用亲历般的叙述，精彩演绎了王建新和中亚考古队的艰辛历程和辉煌发现，令人展开即难以掩卷。

一

　　王建新丝绸之路考古兴趣的萌发 ，缘于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1991年在西北大学所作的关于贵霜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术报告。在学术互动环节，樋口隆康突然向听众提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诸君知道吗？”在场的师生面面相觑，“只剩下尴尬的表情和僵硬的缄默”。这也给担任学术翻译的王建新极大震动。王建新说：“这个问题像一记巨雷炸在了自己的心里。从中国沿丝绸之路西去的大月氏，它的文化遗存到底在哪里，我们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甚至没有人在意过，确确实实不甚明了。但是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中国，作为大月氏人的故乡，没有搞清楚大月氏的文化与历史也确确实实不应该。报告厅里憋闷着中国人的惭愧与怅然。”王建新觉得，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这真的是一个应该由中国人解决的学术问题和科学命题。

　　从此，王建新及其团队从月氏文化的考古遗存切入，开启了备尝艰辛的丝绸之路和中亚考古。1999年，他提出了“中国考古走出去”的设想。2000年，他正式踏上了寻找大月氏之旅，开创了两个第一：“国内第一次以考古手段寻找大月氏文化遗存；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第一次系统开展游牧文化研究。”海未平站在世界考古学的高度，指出了其重要的学科意义：中亚文化丰富多变，被赋予“种群大熔炉”和“文化万花筒”的称谓。我们很难像对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美国那样，给中亚的文化概括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它的形态和表征太复杂，肌理和内涵太多元。它几乎集成了欧亚大陆各大文明的要素，它的多样性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写照。所以，中亚考古是丝绸之路考古的王冠，是解开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锁钥。离开了中亚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和法门。中亚注定是考古学家的天堂。

　　关于月氏人，历史文献只有零星记载。《史记·大宛列传》曰：月氏最初行牧于“敦煌、祁连间”，“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王建新及其团队先从“敦煌、祁连间”的河西走廊开始，考察了大量的墓葬、城堡和石窟，结果发现这些遗存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遗迹，并没有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游牧文化遗存。他们不断扩大考察范围，重点转移到新疆东天山地区，“在一系列遗址发掘中总结出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确认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以东天山为中心分布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该是月氏人留下的”。东天山地区才是大月氏活动的中心。他们根据文物考据和史料钩沉，论证了汉代的“祁连山”其实是今天的天山，而现在的祁连山在汉代叫做“汉南山”。下一步，他们需要走出国门寻找西迁中亚的古代月氏遗存，将其与东天山地区的遗存进行比较。

　　经过五年艰苦卓绝的发掘 ，2018年7月，拉巴特墓地发掘工作正式结束。王建新判断，“拉巴特遗址墓葬整体存在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这段时间正好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崩溃至贵霜帝国建立的初期，也正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大月氏在巴克特里亚地区活动的时间段”。根据考古发掘，王建新认为，“拉巴特墓地偏洞室墓葬形制和东天山同时期的墓葬如出一辙，而与当地土著墓葬完全不同，其墓葬群整体布局所显示的族群内部社会组织体系也符合大月氏的社会组织形态。拉巴特墓地是典型的大月氏文化遗存”。

　　王建新及其团队终于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追到了大月氏的身影。这是一次跨越2000年的追寻：西汉的张骞用了13年时间，一路受尽磨难，备尝艰辛；王建新则整整用了18年时光。他终于圆满回答了当年的樋口龙康之问。不仅如此，他和他的其团队还完整地还原了公元1世纪前后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原貌，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做到这一步。

　　至此，对于《史记》《汉书》等对月氏的记述只有只言片语、我们无法获知没有文字的大月氏人如何迁徙并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这一历史的悬疑，王建新及其团队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张骞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停留时间长达一年有余，对这里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人民、宗教、城池、建筑等等，肯定会有详尽和深刻的了解，按说《史记》《汉书》不应该语焉不详。然而，由于“张骞的中亚之行所涉及的领域，无论是地理知识还是沿途的所见所闻，都超出了当时整个东方世界的认知范围。张骞所讲述的都是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但张骞的这些经历和见闻，司马迁未必能用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生活经验来理解、消化和接受”。面对大汉中原文化体系和希腊—波斯文化的碰撞，张骞很难理解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价值理念、社会组织、道德规范、语言体系、行为方式、饮食结构、衣冠服饰等，更关键的是，张骞遇到了“语言障碍症”，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来描述巴克特里亚的一切。当他“对司马迁讲述中亚的经历之时，不免有许多不知如何表达之处。同样，司马迁也难免有许多无法理解之处，下笔成书时也就免去诸多细节，留下太多空白”。通过考古发掘，王建新及其团队填充了《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的很多空白，丰满地还原了历史的原貌。

　　在此过程中，王建新及其中亚考古队获得了一系列国内国际的学术声誉：

　　2007年，“新疆东黑沟遗址发掘”入选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国内田野考古的至高荣誉。

　　2016年6月22日，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接见了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考古发掘的王建新及其中亚考古队，并肯定了他们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的努力。

　　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展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这是中国学者的跨国考古成果第一次在世界面前亮相。

　　那么，是什么促使王建新一步步登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峰巅，获得巨大的国内国际学术声誉呢？海未平这样解析：“他和我们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很多人的困扰在于不清楚以什么名义质问和考量人生，错把索取和占有作为衡量人生的标准，所以常常迷失在患得患失之间无法自拔，焦灼、沮丧、颓废，缺乏进取的原动力。而王建新从事业、国家、民族出发，反观自我，拷问人生，把生命的价值定位于奉献，用奋斗和行动构建人生意义。当人生的意义与国家民族的事业紧密相连的时候，被推向历史的潮头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正是因为王建新对人生意义非凡的理解与追寻，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以及学术上的责任担当与远大理想，他才在丝绸之路与中亚考古中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

　　海未平不但用充满诗性的语言叙述了王建新领衔的丝绸之路考古的凿空之旅，而且以极其专业的眼光，用精准的语言概括了王建新在考古过程中的方法和理论探索，提炼出了带有王氏风格的考古范式。

　　在国内的考古实践中，王建新及其团队逐渐形成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考古工作方式。并总结出“墓葬、聚落、岩画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是游牧人群文化遗存最显著的特征，颠覆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游牧文化遗存研究的观念和理论，是国内乃至世界考古学界巨大的理论创新。

　　长期的考古实践和理论思考练就了王建新敏锐的学术判断力，一些极为棘手的国际考古难题在他在这里往往三两下就迎刃而解。王建新发掘拉巴特墓地时，日本学者正在苏尔汉河河谷平原的达尔弗津特佩古城遗址开展考古发掘。一名日本学者拿着一沓照片来找王建新，这是他们从达尔弗津特佩古城遗址发掘的贵霜早期和贵霜时期陶器的照片。他质问王建新：“你们在拉巴特发掘的陶器与我们在达尔弗津特佩古城遗址发现的陶器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你们发掘的是月氏的，我们发掘的是贵霜的？”日本考古学者一直热衷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有些学者毕其一生钻研大月氏和贵霜，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因此这样的提问充满挑衅和进攻的意味。王建新笑了，他认为：“这个日本学者陷入了器物决定论的泥沼之中……器物的制作、选择和使用是文化表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而且器物可以通过交易或者仿制在不同人群之间流动和流传，并不具有固定性和唯一性。所以，同一时空下的同类文化人群，可能未必使用相同的器物，而不同的人群在不同时空下却有可能使用相同的器物。只依靠器物这个单一要素，特别是游牧人群的陶器去判断文化类型，极其容易误入歧途。”

　　王建新团队通过对古代农牧关系的研究早就发现，因为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原料来源等因素，古代游牧人群不可能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和普遍制作陶器，他们使用的陶器大都来自当地农业人群的作坊，所以不能因为贵霜人和月氏人使用的陶器一样就认为他们是同一文化、同一人群。在找到月氏遗存后，王建新进一步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其后的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建立贵霜帝国的应该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也证明了自己之前的学术判断。这种功力，是长期考古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果，标志着王建新及其团队在游牧考古研究走到了世界前列，取得了国际学术话语权。陈寅恪讲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王建新及其团队无疑是精准把握了丝绸之路以及中亚考古的“预流”，因而才能以丰硕的学术发现和充分的学术自信，勇立于丝绸之路及中亚考古的潮头。

三

　　要记述王建新及其团队的中亚考古，需要对中亚各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气候、考古及其变迁有透彻的理解，对他们的辛苦工作有细致入微、纤毫毕悉的了解，这“无疑是个宏大而浩瀚的工程，也是需要勇气与学识的壮举。要想写明这片地域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作者必须首先成为历史学家；要想说清一路向西的历史演变、风物掌故，作者必须努力成为积淀深厚的考古学者。”（李舫《大漠戈壁的颜色》）海未平出身于历史学专业，熟悉中亚且能通观古今，再加之目光远大、视野开阔，因而无论对于王建新及其团队内心世界的洞察，还是对其理论范式的把握，皆能深中肯綮。

　　海未平擅长长时段、大场景的勾勒，并能将宏大叙事与细致入微相结合，加上书中大量的插图，给人以极强的现场感和画面感。更引人入胜的是作者叙事的清通自然、笔酣墨饱与诗意盎然。他设身处地、娓娓道来，以王建新为中心，浓彩重笔刻画其学术个性、学术思索和学术贡献，赋予他的记录以极强的生命力。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直接感受火热的考古现场，也能透过文字与王建新及其团队共呼吸。如开头写在塔什干受到接见的王建新：“王建新教授 63岁了。他的头发被风吹成了大漠戈壁的颜色，长而浓密的眉毛表露着刚毅和坚定，沉静的眼神闪烁着阅历和智慧积淀出来的通透。他脸膛上的皱纹如同岩石上的刻痕，这不仅仅是岁月的刀功，也是执著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印记。他的背已经微微驼了，因为谦逊，也因为常年奔波操劳。”这段极具画面感的白描，使一个成熟、智慧而又坚韧的考古学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2004年7月下旬，王建新及其团队在甘肃马鬃山考古发掘，作者用这样一段文字描述戈壁滩的清冷而寂寥：“人迹罕至的黑戈壁上，太阳毒晒着每一块石子和每一道山峁，亘古的风吹过亘古的荒凉，仿佛没有生命迹象才算真正的永恒。在这里，囚禁视野与灵魂的反倒是广袤无垠的空阔，调查队队员的身影和声音淹没在空旷之中，不但没有增添生机，反而让空寂与孤独更显得漫无边际。”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考古队自信而笃定，发掘着古人类生活过的文化遗存，寻找着古月氏人的踪迹。如此细腻感性而又生动优美的叙述，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王建新可谓“当代张骞”，他开启了丝绸之路和中亚考古的凿空之旅，“通过丝绸之路沿线城址、聚落、墓葬等遗址及其所在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揭示丝绸之路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阐释丝绸之路在当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发挥的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让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人走向了世界，增强了中国特色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话语权。《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则以精彩的叙述，呈现了王建新及其团队“所展现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以及勇于担当、敢为人先、不畏困难、勤奋上进、坚忍不拔、敦厚包容的个人品质和精神品格”，具有强大的塑造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对于加强与中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促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以及中国气派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总而言之，《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是国内近年来不可多得、也不可错过的考古类非虚构力作。

（本文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李宣仪 审核/王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