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1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周燕芬撰写的书评文章《穆涛散文的“历史修辞”》，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总社图书《中国人的大局观》。

书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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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穆涛散文的“历史修辞”

周燕芬

　　近来，穆涛的散文集《中国人的大局观》面世。穆涛既是散文家，同时编辑散文杂志和研究散文，散文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志业。他在散文这块艺术园地辛勤耕耘很多年，出版了十多部散文集和文论集，俨然建立起了自己独有的散文观念和讨论散文的话语系统。正如很多评论家看到的那样，穆涛从专注于散文创作时起，就自觉以追溯和接续传统文脉为己任，坚持中国“大散文”的“寻根”之旅，至新作《中国人的大局观》出版，他的散文由醇熟攀至更高的艺术境界。如果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这本书的特征，笔者将其称为穆涛散文的“历史修辞”。

　　《中国人的大局观》收录了篇幅长短不等的30多篇散文。总体上看，这些文章多为读书笔记形式，内容涉及《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史记》汉书》等多部古籍。书中一些短章的写作带有即时性，话题驳杂，文风自由；其中的长篇和专题系列文章，则显然是在经过长久思考和研究后写出的。将这些文章归拢起来看，会发现其内在思想脉络非常清晰，具有很强的总体性特征。这部书不是那种满足短期阅读需求、读过即放下的散文集子。书中那些随着作家讲述历史而生发出的思考，需要读者在掩卷之后细细咀嚼，慢慢消化吸收。可以说，这是一本富含思想启迪性和艺术开放性的散文集。

　　《中国人的大局观》中的历史知识极为丰富，作者用了做学问的功夫，多年潜心研读典籍文献，积累了大量读书笔记。这本散文集建基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对古代历史的解读和阐释是全书的重要内容。作家的思考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部，考察历史迁延变化的轨迹，细数深藏其中的治国方略和人生智慧。读穆涛的散文，总能在陌生的远古撞见现代的面孔，惊觉当下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现象里，蕴藏着很多源自先祖聪明才智的文化瑰宝。

　　该书第一辑“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写了中国人发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历史为什么后来以“春秋”为学名。除了代表季节，春、夏、秋、冬背后的意涵丰富深远，“春为规，秋为矩，历史是给人世间树立规矩的”。第二辑“腹有诗书气自华：关于《诗经》和《尚书》”中的两篇长文梳理孔子如何编辑《尚书》与《诗经》，以及这两部书流传至今的传奇命运。第三辑“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考察中国官制文化，梳理制度设计的由来与相关思想的形成过程。第四辑“在制衡与失衡之间：《汉书》认识笔记”记述中国早期商贸、户籍和税制的形成。第五辑“黄帝给我们带来的”，将关注点聚焦到中华文明的基石上，讨论文明演进中先祖奠定的中国人的哲学观和世界观。

　　穆涛写历史并不是为了讲故事和展示知识库存，而是意在当下，关怀现实和测照未来始终是他文章的灵魂所在。历史是一面映照时代沧桑巨变的镜子，穆涛将历史当作一位智者，不仅借用他的眼光，还让他开口说话。从该书第一篇文章《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可以读出穆涛“历史修辞”的基调。文中写道，“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是一根棍子，学名叫‘表’”。我们的祖先由此发现了“时间”。在尧的时代，这根棍子被命名为“诽谤木”，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倾听不同的政见之声”。这根古老的棍子不仅开启了中国的天文学，带动了数学的产生，还撬动了早期的政治学。“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系列文章追溯中国的四季、天文历法和时令节气的起源。从中可看出，古人的天文观也是世界观和政治观。古代历法以“应天时，顺地理”为原则，将人心和顺、百姓康定视为第一要务。穆涛认为这是中国早期的“民本思想”。该书通过历史讲现代，通过天道讲人道，从自然科学知识出发，归于人文精神的建立。

　　穆涛的历史反思不局限于大事件和大人物，古今对比的思路和以史为镜的修辞贯穿在整部书中。当读者跟着穆涛的文字钻探到历史的深层时，他会突然用一个句子将其拉回到当下。他能用最接地气的现代汉语甚至大众流行语，形象地表达出对某种历史文化现象的认识。比如，“最早的‘作息时间表’是挂在天空的”；“学会制造并使用生产生活工具，是新旧石器时代的分水岭，是那个时代的‘科技革命’”；等等。

　　穆涛博览群书，尤其钟情于历史古籍。他鲜明的文化性格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郁情愫和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上。他对历史现象的追溯，对文化先贤的探寻，对古代社会风气的观察与考量，都是基于现实的文化关怀，针对的始终是社会人生的真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探察中，作者保持着开阔的视野和多维度的思考，提炼出具有反思价值和当代意义的历史文化认知。

　　穆涛写文章没有剑拔弩张的气势。他多以宽松诙谐示人，但智慧的机锋藏在话语深层。《中国人的大局观》深藏学识，同时是作家谋求艺术突破的一部散文力作。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这部散文集无疑更具内在的思想张力，而穆涛独有的“历史修辞”，起到的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可以仅仅从艺术手法层面来理解他的“历史修辞”。穆涛对自然与历史的观照、对现实人生的思考，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根基之上。他笔下的历史是一种精神，是作家散文观念和创作实践依靠的文化资源。所以，穆涛不是炫技式地状写历史文化，而是突破了历史文化散文的流行写作模式，在自己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历程中稳步前行。从在《美文》杂志上提出“大散文”主张，到长期坚持“跨文体”写作，穆涛在接续传统文脉的同时，不断拓展着现代散文的表现领域。他正一步步走向自己心中的远大文学愿景，即中国现代散文应该有更大的承担，而且能够担起更多文化责任。一部《中国人的大局观》，可以让我们读到文章真正的深厚关怀。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度考量与苦心坚守，还是对以文学照亮世道人心的不懈追求，都可以看到穆涛不断突破自我、创造卓越文学个性的艰苦努力。

　　从当代散文史的视角出发来观察，穆涛的创作很难归类。他一直在追求专属于自己的“那一个”，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文体、自己的句子、自己的趣味，总结起来就是追求自己散文的格局气象。历史文化母体既是他创作的素材和精神支撑，也是他拓新散文修辞的重要资源。我们有理由期待和相信，穆涛具有鲜明个人化特征的散文创作，正在或已经走在了艺术自足与风格大成的道路上。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编辑/李宣仪 审核/王笑一